一位从日本购买马桶盖的女士在回答记者关于同样的产品国内也有，为什么还要不远万里到日本去买的问题时，语气极为肯定地说，即使一模一样的产品，我也不在国内买，因为我不相信它是真的。此番回答不禁让人感叹，国内消费者对信用环境的极度不信任竟然到了这种地步。

　　想一想，我们的消费者打着“飞的”跑到境外大包小包购买一应居家生活物品，该是怎样的一种场景？商务部统计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境外消费超过1万亿美元。当然，境外消费热的主要成因是价格差价，但其中有多少是因为对国内产品的不信任所造成的呢？恐怕不在少数，如果境外部分消费能够留在国内，对我国当下比较困难的经济无疑是雪中送炭。

　　经济新常态下，我国发展压力巨大，扩大内需特别是扩大居民消费需求当是上上之策。而就目前来看，信用不足或信誉缺失是制约居民正常消费的一大障碍。中国经济市场化的转轨导致中国社会由传统的熟人社会向陌生人社会转型，由此而来的“信任半径”不足很容易产生“柠檬市场”。

　　“柠檬市场”，也称次品市场，是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克洛夫首次引入经济学领域的，所以又称为阿克罗夫模型。该模型指出，由于市场中存在信息不对称，产品的卖方对产品的质量拥有比买方更多的信息，买方并不知道商品的真正价值，只能通过市场上的平均价格来判断平均质量，由于难以分清商品质量的高低，因此也只愿意付出平均价格。这样，提供高质量商品的厂商只能亏本甩卖，高质量商品便会逐步退出市场，最后是劣质商品充斥，市场出现劣币驱逐良币的现象。极端情况下，由于消费者对产品的极度不信任，该产品市场会逐步萎缩并消失，这就是信息经济学中的逆向选择。

　　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普遍存在逆向选择，消费者会跨出国境到市场良序发展的国家选购商品。鲜明的例子是，许多有国外购物经历的人都有这样的发现，国产的许多高质量商品出现在国外的商场，真正的质优价廉，受到消费者青睐，而国内却罕见其踪影。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知识产权保护不够，一件商品出来，山寨版迅速出现并占领市场。如果生产厂家起诉盗版者，损时费力耗金钱，结果往往是一地鸡毛。今年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位台商向李克强总理反映的即是这种现象。台商说我们现在不需要投资、税收的政策优惠，需要的是对知识产权的保护。

　　由此可以看出，市场的培育当以信用培育为第一要务，而其基础则是实现最大程度的信息对称。消除非对称信息的责任一在厂商，二在政府。商家有责任有义务实事求是地提供商品真实信息，如若提供虚假信息，则需要政府依法予以惩处。当前亟须推进统一的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建立信息披露和诚信档案制度、失信联合惩戒机制和黑名单制度，让失信者一处违规、处处受限。

　　除却法律上的强制性要求，还当有道义上的自律性约束。讲信用重信誉的市场主体也必然保有对法律、对正义、对道德的信仰。无论西方文化还是东方文化，对人际交往都有着共同的底线认同。比如孔子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子贡解释说：“我不欲人之加诸我也，吾亦欲无加诸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自己所不喜欢的，就不要强加给别人。这和西方伟大哲学家康德的绝对命令如出一辙：要只按照你同时认为也能成为普遍规律的准则去行动。康德这句话强调，能够被所有利益相关者都接受的行为准则才是普遍的道德法则，它要求人们学会从他者的视角来看待自己行为的善恶。

　　将孔子和康德这两位伟大学者的言论应用于经济运行之中，就是要求市场参与者有基本的道德底线，多换位思考，如果自己不想被市场的假冒伪劣所欺，自己首先不要有此类行为。

　　对于市场发育仍需不断完善的中国经济，要靠法治培育市场信用，让市场参与者逐渐树立起对市场的信心。与此同时，还要在全社会、在全体公民中养成一种信用文化，德主刑辅，使自觉诚信、讲求信用成为参与者自觉的行为方式，培育道义和信仰，优化市场、健全市场、激活市场，不断降低交易费用，提升消费空间，以期助力经济新发展，实现新突破。（杨英杰）